2022年11月12日-13日，由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河北学刊》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生态、社会与文明：华北区域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河南大学、南昌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共山东省委党校、鲁东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董丽梅主持开幕式。开幕式上，河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申世刚致辞，他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欢迎，并介绍了河北大学的发展历程、办学成绩以及我校历史学科近年来取得的突出成就。他指出，深入挖掘华北区域历史文化的丰富蕴涵与重要价值，探讨华北地区社会、经济、生态、文明的变动与重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随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皓教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学刊》杂志社社长、主编把增强研究员分别致辞，他们表示，非常高兴与各位学术同仁在线上相聚，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加强对话与合作，共同研究和探索华北区域历史文化。
本次研讨会共有8场主题报告，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武力研究员、河北大学杨学新教授、南昌大学李长莉教授、河南大学郭常英教授、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孙占元教授、山西大学张俊峰教授、鲁东大学俞祖华教授、天津社会科学院任吉东教授依次做主题发言，主题发言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金铮教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学刊》杂志社社长、主编把增强研究员主持。
武力从历史维度考察不同时期生态环境发展态势，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注重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杨学新强调海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近代升华出新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海河文化的精神内核和独特气质体现在：任侠尚义的家国情怀、兼容并蓄的和合精神、创新务实的奋斗担当。李长莉通过对日本军谍曾根俊虎记述其光绪初在北洋地区探察活动的《北中国纪行》一书的解读分析，指出日本自1874年后派遣军谍探察北洋地区，成为北洋日益重要的外部势力，日本势力渗入北洋，为此后甲午战争埋下伏笔，预示着东亚格局的彻底改变。郭常英以绅商王晓籁作为个案，论述其积极投身社会慈善公益活动，组织参与义演筹赈，体现出近代商人在经营牟利的同时也有社会担当。张俊峰利用历代泾渠图、泾渠志、泾渠碑，探析宋元以来为维护泾渠水利社会的合理运行而进行的水利工程建设，以及相应的水利法规、分水制度和水权管理。孙占元爬梳了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历史变迁的主要脉络。俞祖华指出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转向实现国家富强，与之相应“新中国”话语也在发生着变迁。任吉东从苦力行业视域考察了水行与人力车行在近代所面临的行业危机，从而演绎出转型社会时期所特有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角逐。。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68篇，内容涉及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生态史、医疗史、社会史等研究领域，研究区域主要是华北地区，时间跨度上自先秦下至当代，探讨的问题有：墓葬与陶器、碑刻与民间信仰、生态文明建设、水利与社会变迁、疾病与救治、三农问题、灾荒及治理、商人与商业、华北革命根据地、社会生活与公共事业等。论文选题新颖独特，研究视角微观与宏观兼具，资料择取精细多元。研讨会时长1天半，开设10个分会场，分古代史组、近现代史1组、近现代史2组。学者们各自陈述独道的见解，互动交流热烈，学术氛围非常浓厚。
（一）古代史组
姚春敏提出女性宗教结社作为一种民间社会的非正式团体，相当数量的地方碑刻镌刻女性姓名，体现了信仰面前男女平等。孟庆旭、董伟佳梳理了学界对于燕山南麓辽代随葬陶器的研究，指出在该地域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葬俗，并延续到其他地区，彰显族群融合现象。洪猛、王菁系统探讨了商周时期后迁义墓葬遗存，具有较为清晰的埋葬顺序和“居葬合一”特点，反映出较为丰富的丧葬仪俗和社会观念。这批遗存对于揭示围坊三期文化内涵、文化分布以及相关的北方青铜文化交流、传播等问题均有重要学术价值。石冬梅、王艺然通过分析明嘉靖《创建三义庙记》和清道光《重修三义庙记》两碑，反映了明清时期三义庙在乡村发展的景况，一方面体现民间信仰与道教和佛教的融合趋势，另一方面也代表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郭炳亮通过考论山西北宋寺庙碑刻、题记中的“郡主千秋”，从民间信仰看，不仅吸收了佛、道二教对于世俗皇权的推崇，还将“国王恩” 扩大到了州府、县镇之主，体现了民间信仰的模仿性与文化包容性。
衣长春、杜鹃通过对周元理治理辖区灾荒情况及赈灾措施的分析，论述了乾隆朝直隶总督在赈灾过程中体现出手段较为丰富、制度相对完善、官方主导等特点，因而形成了中央与地方既配合又拉扯的赈济互动面相。李银兵、黄治国分析清初对卦子贼的治理，体现出清前期清政府逐渐增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魏春羊论述清代乡村社会呈现出文教诸神合祀庙宇现象，实质上和民间信仰的兼容性与功利性相关联，为探讨传统时期乡村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张进朝通过对清朝顺治到雍正统治时期正定历史演变的梳理，来分析清朝前期中央与地方互动关系。
顾乃武指出唐代后期的乡村之“管”既是宋代“管”制之源，又是乡村组织建置由据户向据地转型的标志。姚春敏、薛敬亚从山右碑刻来考量元明清时期官方和民间阴阳职业的演进变化，整体处于一种协调与合作的关系。李杰指出绛州鼓堆泉域的民众把记载其义务承担的署册、粮册、摊派账簿等均视作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证明，指出水权证据不仅是维护水利秩序的工具，也承载着当时民众朴素的权利观念。杨泽宇提到在清代盐务管理中督抚与盐官合作，可称为以公为先，其冲突又是以利当先。
黄治国指出清代归绥地区由于各民族的不断涌入，逐渐形成多民族杂居共生的局面，在塞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归绥文化区。崔玉谦从从地名的变化探究了蒲阴陉名称的源流。王新成指出后燕定都中山体现了慕容垂保守与步步为营的策略，是政治考量与军事因素并重的结果。陆力从“诗史互证”的视角，梳理刘因笔下呈现的保定风物及其历史、文化内涵，在赏析经典的基础上，追溯并重构保定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标景观与文化映像。
（二）近现代史组
唐仕春考察了1952年中国农民代表访苏参观团对苏联的访问经过，论述了不同代表书写访苏的体验，分析了访苏体验书写的意图，指出农民代表参观团访苏书写与时代主题结合得比较紧密。周东华指出民国时期在华女传教士道德贞在滕县麻风女救治事业中承担和融合了不同角色和身份。乔福锦通过梳理20世纪太行村社文献，指出其不仅是近百年华北社会史研究的材料支撑，也是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要参考。张慧芝通过研究1949-2016年白洋淀为中心的建制镇发展，证明雄安新区设置的内在动因是淀区城镇化发展的需求。肖红松认为1933年至1937年在华北发生大规模的公开的武装走私活动，是日本政府蓄意策动的经济蚕食活动。伴随日本侵华总体战略的实施而展开，加剧华北危局。该时段中国政府因应华北走私的活动是被动的、治标的、有限的。
蔡禹龙细致分析了民国时期天津商业仓库的主要类型和职能，以及对金融业的促进作用。张霞认为1929年中东路事件深刻改变了华北与外蒙的商贸格局，推动了1930年代旅蒙华商的身份转型。安劭凡通过考察清末至民国时期北京城郊的聂祝三、聂子贞兄弟从事家庭织布业的故事，认为他们为生意扩展而积极维护的社会关系网络，折射出与所处的时代环境持续性地互动。顾浩指出央地权力消长导致盐务双轨制在地运作的复杂化，以及地方盐制与官商关系的变化也会对央地博弈产生反馈。米斯琪指出庚子赔款与清末新政，客观上共同迫使清政府转变财政体制，各省设法开辟新税源，商业税成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
吕志茹、张浩溟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修建的漳南大渠和荣臻渠水利工程为例，探索了农田水利建设中的“民办公助”模式，为新中国水利建设积累了经验，还改造了民众的思想，成为巩固根据地、提升民众政治认同的重要平台。龚宁围绕着疏浚机构的控制权争夺，还原中国近代疏浚业从诞生到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其华洋合作的特征及其局限性。宰波考察1949-1952年黄运交汇地区治水情势，指出贯彻“急要”为先、流域为重、协作为本的理念，是新中国治水实践的重要理论成果。姜欣认为沂沭河导治工程在防疫和医疗方面取得的成效，诠释了党和政府的人民性，折射出卫生防疫工作的公共性，为新中国工地卫生防疫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李沛东认为崔兴沽模范灌溉试验场的灌溉定额、碱地改良等农事试验活动成效显著，推动了华北农田灌溉试验事业的近代化转型进程。
曹佐燕通过考察山东省五莲县应对农业病虫害的举措，体现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业病虫害的防治，并指导地方层层实践，得以有效防治病虫害。邬思源、费亚倩分析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采用教育与宣传模式，激发农民主体性，培育先进的政治意识，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民众教育路径。王永源通过解读1912—1937年白洋淀地区的渔业发展情况，说明了近代华北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动力问题以及商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张智超指出面对抗日战争时期晋陕根据地农村役畜短缺问题，边区政府通过立法、引进良种、提倡劳动互助等措施应对，为粮食产量的稳步提升奠基。张培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后，邢台市地震群测群防运动的发展走向，展现出组织机构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以及对新时期合理运行机制的探索。
郑立柱分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戏剧工作者对秧歌戏的利用、改造和创新，形成新型秧歌剧，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促进民众拥护、支持和参与中共革命。李成生、姚春敏以晋绥首府兴县群众演剧为研究主体，分析其开展推动了农村的实际工作，促进了社会动员，重塑了当时乡村休闲模式和价值观念。杨倩如通过总结“狼牙山五壮士”新闻报道的宣传策略及相关文艺作品之叙事成就，为运用红色经典教学资源，开展高校“四史”教育和“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王佳琦以《定县秧歌选》为中心，探究定县秧歌充分反映了农民在面对道德规训时矛盾的精神世界。张浩溟、李婉瑶指出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小学教育的实施，促进了晋察冀边区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反映出边区教育与政治、经济等因素互相调适的发展特点，为新中国小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魏坡指出随着日伪殖民掠夺程度的加深，居民生存空间被挤压，引起居民的持续抵抗，殖民统治势必难以维持。吕天石分析民国时期天津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汽车进口中心，带动了城市公用事业逐步发展，呈现出近代新型交通工具对华北地区民众出行生活的重要影响。袁凯旋分析战后（1945-1947）天津地方政府采取多种举措缓解民食供给短缺问题，但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该困境难以被根本解决。邓长山考察为应对全面内战时期平津地区出现的粮荒危机，国民党采取南粮北运实现统一运销，但成效甚微，可视为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历史致因。
分组讨论完毕，各组代表总结发言，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皓教授主持。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姚春敏代表古代史组做总结发言：第一，参会文章研究时间跨度较大、史料来源丰富；第二，研究内容注重人与环境、社会的互动共生；第三，老中青学者欢聚一堂交流讨论，有助于学术的传承与创新。杭州师范大学周东华代表近现代史1组总结发言，从研究时间、研究主题、研究范式，资料使用等方面概括本组论文情况，着重强调了新的研究方式的使用、微观史的书写、小人物的关注等特点。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龚宁代表近现代史2组进行总结，从研究时间、研究地域、研究方法概述论文成果，体现出以小见大、主题交叉、方法创新等特征。
最后，举行闭幕式，河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肖红松教授致闭幕辞，他首先向为此次学术研讨会付出辛勤心血和汗水的各位领导、老师和同学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他相信，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各位专家学者心怀国之大者，勇毅前行，建构中国特色的中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服务当代伟大事业！
本次研讨会从长时段的视角探究华北地区的生态、社会与文明等问题，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必将进一步推动华北区域史的深入研究。本次研讨会也是历史学院围绕华北区域史主题举办的第五次学术研讨会，既扩大了我校与国内外学界的联系与交流，又将我校的华北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对我校历史学科的发展具有极大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