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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秀史学青年学者讲坛第9讲:清代档案资料的阅读与利用——以内务府与清廷藏传佛教寺庙财政往来为例

发布日期:2023-04-21 作者: 来源: 点击:

2023415日,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举办“毓秀史学青年学者讲坛”第9讲。本次讲座主题为“清代档案资料的阅读与利用——以内务府与清廷藏传佛教寺庙财政往来为例”,由历史学院郎丰霞老师主讲,刘静垚老师担任与谈人。历史学院师生积极参与,讲座由历史学院魏国栋副院长主持。

讲座伊始,郎老师从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先行研究着手,然后引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问题的关注和思索:

一、宏观层面:内务府财政资助寺庙发展的长时段与整体性变化

(一)清初:内帑财政的初步资助

(二)康乾时期:内务府财政支持的逐步升温与达到顶峰

(三)清后期:内务府财政支持的消弭与藏传佛寺式微

二、微观层面:弘仁寺等三处支用生息利银及其用项演变过程

(一)“生息银两”制度的背景与事件起因

(二)本项生息利银的发展及用项演变

(三)生息利银用项演变历程简论

师生认真听讲座

接下来进入讲座的主要部分,郎老师首先探讨了“生息银两”制度的背景与事件起因,指出研究侧重关注一项内帑银的发商生息问题,具体为广储司存贮造佛余剩银发商生息以用作弘仁寺等三处香供等项开支事。乾隆二十五年(1760),广储司存有造佛剩余银两,乾隆让和尔经额专办,其将此项生息银交盐商王志德营运,年利率则为12%,与当时普遍实行的10%~12%左右的内帑利率相当。而且郎老师还分析造佛余剩银办理生息所得利银,其初衷是用以支付弘仁寺等三庙香供等项,专款开支以免动支库项。待余剩银积少成多,另行酌办生息,本、利银两不断累积,可做长久之计。然后,郎老师借助表格讲述乾隆时期造佛余剩银发商生息运作诸项及用项演变,认为主要集中在三处香供、庙户钱粮,三处道场、喇嘛饭食钱粮等。还列举乾隆三十五年(1770)由于新建万佛楼殿宇房座工程估需物料工价银众多,经养心殿库交出银,又动用恭造万寿无量寿佛工价节省银,还向广储司借领应用,先后九次通过生息利银内动拨市平银抵还。再者,郎老师从生息利银用项演变过程预估出该制度发展到乾隆朝已弊窦丛生,解释道,“生息利银经历了由专款专用到专款他用乃至主要用来归还库帑正项银两的转变过程,并且归款数额远大于原项支出。”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修理三处毡竹黛领用银项,始露端倪。其后,万佛楼工程挪用此款归帑更是“名正言顺”,以至抵还完结。查内务府官员奏折中关于此款项用途的话语用词,亦经历了从“作为支发香供等项应用到“一体筹备公用”的转变,顺理成章地改变了利银支用的初始意图,扩大了其支用范围。和尔经额一迈拉逊、和尔经额一和尔经额、福隆安其办理专员从一人变为两人,侧面说明了专项利银支用旁生枝芽后易生丛弊的倾向,含互为督办之意。有学者指出,生息利银的支用在雍正后期及乾隆时期,逐渐走上了偏离原定使用原则的趋势,此为导致“生息利银”制度最终不得已收撤的原因之一。

郎老师讲解研究内容

郎老师还补充到专项利银变成兼公项开支性质,且数额往往大于原项支出。这在无形中增加了正项财政支出对“生息利银”的依赖性,盐商运作过程中若出现亏损、积欠等问题,不仅会影响其本身的生息利银系统,常规正项帑银运转也会因此受到牵连。除此之外,郎老师还清晰地表明,在清后期,尤其是道、咸以来库贮闲款、利银拨入正项的常规化,“借帑生息”的众盐商皆倒歇更替,帑利改为按引摊征,加剧了内务府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危机。同时也看到弘仁寺虽属京城大庙,但依然处于完全被动的受者角色。工程诸项余款分拨他用或贮库充公等本属常项,但纳入内帑生息之列则不可避免地引发种种事端。

之后,郎老师从长时段角度来考察内务府财政资助寺庙发展情形,将其概括成三点:清初,内帑财政的初步资助;康乾时期,内务府财政支持的逐步升温与达到顶峰;清后期,内务府财政支持的消弭与藏传佛寺式微。郎老师厘清“内帑”与“外库”之间的区别,“内帑”归于内务府财政范畴,“外库”指代宫外的仓库。但同时两者还有交互性,户部等外库机构予以藏传佛寺事务的财政支出,财政性质上属于融通型财政,即内府、外库互拨款项以达成融通互助,其各自的财政来源、收支等状况基本保持良好。并且,内务府之于藏传佛寺方面的财政支出,具有多元性与灵活性的特点,既有直接的银两支出,又有实物供给,加之内务府多个机构的共同参与,促成了这一时期藏传佛寺的繁荣发展。但是郎老师也说明随着时间的更替,事物的形势也会出现褪变,清后期内务府的财政状况入不敷出,进而导致藏传佛寺的供养生态与日俱下。户部库储紧缩,内府、外库款项难以达成融通,双方交互关系从互助转变为依赖,其财政性质恰与前相反,属于接济型财政。另外还提及虽然内务府对盛京四塔寺庙喇嘛格隆、班第的赏赐,但在顺治年间,盛京内务府对德勒登喇嘛之拖克索的没收,京城后黄寺以内府人员披剃为番僧等事件的发生,都在一一诉说着清初给予藏传佛寺相关事务财政支持的有限。这些史实也在反映皇室财政的仪式性、政治象征性。另外郎老师也向大家展示了在《奏销档》中乾隆时期内务府用于藏传佛寺的财政支出与用项,说明随着内务府机构体制的逐步完善,藏传佛教事务管理职能的完备,而带来的是财政支出总量的攀升,对藏传佛教财政赞助事项与范围的扩大(寺庙建设、佛像供器、喇叭钱粮其郎、佛事活动等),同时内府财物支持类别的也呈现广泛的现象,如铜斤、倭元、金两、车马宫帐盘费等。朗老师总结到内务府对藏传佛教事务的支持体现出阶梯式的变化特征:有限支持→大力支持→达到顶峰。最后郎老师也阐明因为嘉道以后,内、外战乱迭起,军费饷银开支陡增,财赋收入锐减,国库支绌,如此以来,清廷藏传佛寺的衰退也次第而生。具体表现在喇嘛数量的裁汰,佛事活动的压缩,建修工程的延期等。

结语部分,郎老师概括了以下几点:第一,以弘仁寺等三处支用生息利银事例为视角的探查,揭示出内务府主导的内帑生息用银,本以藏传佛教寺庙为主,但寺庙却渐渐地变成了配角。这与生息银两在使用原则上的不固定,公用、正项钱粮对利银原定用项的侵夺等因素息息相关,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利银支用的随意性与模糊性,非以长远为计。第二,从长时段来看,清廷藏传佛寺的发展对于内务府财政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很大程度上,内务府财政盈绌史既是清廷藏传佛寺盛衰史,也是国家财政格局变迁史。第三,从全局视角审视庙宇生存情况,缺乏独立与自造能力的积聚,因而庙宇体系难以顺利联动,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除此之外,郎老师还为大家从时间、地域、专题等方面详尽介绍了清代档案的研究资料。

讲座中清代档案介绍

讲座结束后,刘静垚老师进行了与谈。他首先对报刊和档案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说明,指出档案资料对开展清史研究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其次,提出做历史研究要发挥想象力,擅于发现事件背后蕴藏的内容;再次,指出郎老师讲座中对于清代藏传佛教在民间的开展情况也可以继续拓展和探研。

刘静垚老师与谈

之后,魏国栋副院长也结合本次讲座和专业知识,归纳以下几点:第一,对于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作为原生态的档案应该高度重视;第二,聆听学术报告,要循着报告人的思路进行分析、论证,尤其重视老师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三,学院开设毓秀史学讲坛、毓秀史学青年学者讲坛、毓秀史学大讲堂等学术活动,主旨在于增进师生互动和关切,激发内生原始创新能力,促进师生研究能力的提升与学院的高质量发展。

魏国栋副院长作总结发言

最后,学生们就讲座内容以及自己对历史学习的感悟,纷纷提问,郎老师逐一给予认真细致的解答,讲座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圆满结束。

师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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