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青年的民族认知障碍与表达缺陷检视
金强马燕玲
【摘要】8090后惯用社交媒体，观点表达习惯和平台更为多元和开放。涉民族议题内容的敏感界限和尺度在新旧媒体平台间显著差异。由于普遍缺乏传统媒体的表达规制历练，青年对涉民族类议题多做零散表达和戏谑解释。青年网民中的涉民族议题，呈现诸多“假丑恶”表达现象，须进行严格的网络规制。民族关系和谐，现实中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及其在互联网上的关系呈现都应该同步和谐。针对网络青年普遍存在的民族议题类信息认知缺陷和障碍，应该着力从多方面加以引导和治理。
【关键词】网络；青年；民族
【作者】金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北大学伊合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河北保定，071000。马燕玲，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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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基本要求。这项任务目前的参与主体和主要建设者是80后90后和00后等，且不断往新生代推延。“民族宗教无小事”是江泽民同志与1993年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随着中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相关的文化自信建设与民心相通任务繁重，其中民族关系的协调和民族共同繁荣进步也是重要方面。
一、民族政策的规定性与其信息传播的规制要求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涉及少数民族的表述有一处，即“统筹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工作”[1]，其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重要政策”[2]。
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人民大表大会部分修改并获得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对于民族方面的内容，表述为“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积极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3]，具体来看，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中华民族’有43次，‘中华儿女’5次，‘民族独立’2次，‘中华文明’、‘伟大民族’、‘民族大义’、‘民族命运’、‘全民族’各1次，其他把全体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表述为‘民族’的地方（如‘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民族振兴’）有18次，以上总和共有73处。另有‘中国人民’的表述14次。同时，在报告中涉及中国内部民族差异性的表述如‘全国各族人民’有10次，而涉及56个民族层次的‘民族’（“民族宗教工作’、‘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分裂活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宗教’、‘民族团结’）有6次”[4]。
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归口中央统战部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2018年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其中对于宗教问题的表述中也部分涉及了民族问题。
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中也提出，要“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5]。
基于现实民族工作考量及国家战略发展诉求，以民族工作为要点之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其显著性和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涉民族信息的传播方式和行为，包括对其把关和传播理论研究，也更加迫切。由于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群众性发声机构，客观上不断推进了民众的多元化和多渠道表达，导致已有的相关民族信息建构理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真空领域和对现实问题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已有理论和相关阐释，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不强，对舆论方向的把控力不强，对舆情事件的引导力不强。
二、涉民族类议题的新旧媒体发声之别
传统、正规及严肃媒体，在对民族类议题的描述、表达、评论方面，一般有着严格的质量标准、用语限制和口径把控，也有着相对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然而，这也常造成对一些话题的不同程度的欠充分表达，抑或僵化表达、无趣表达等。民族类议题表达要求的知识储备基础较高，其表达的天然门槛较高。一般来讲，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青年对此类内容的实质接触较少，深层谈论较少，也较难短时间内具备在严肃媒体系统内发声的素养与资质。这也导致了不同民族青年间在相关内容方面呈现出表达差异性，“少数民族青年对各级政治组织的政治信任、政治支持和社会认同度高，政治认同指数处于较高水平；汉族和少数民族青年在政治信任、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指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少数民族青年显著优于汉族青年；在政治支持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青年之间没有显著差异”[6]。民族天然差异和表达平台差异，是交织混合出现且有规律互动的，必须综合加以研判。涉民族议题的表达本身，需要较有针对性的民族文化背景和较宽阔的民族知识，个体的民族间交往深度和广度，民族交往的数量和质量都至关重要。产生较为深厚和健全的认知后，选择合适的表达平台，使用有分寸的表达技巧，也很重要。
绝大多数网络青年均持有一个或多个发声平台，并可以实现观点的跨区域和多语种表达，甚至可以迅速结成“表达联盟”和“行动群组”，实现有指向性的“定点爆破”式传播。因此，这部分青年人展现了另外一个话语场域和表达图景，这种作用方式完全区别于传统媒体已经建构好的民族信息传播模型。这些新的作用方式与表达框架，有促进信息更加正常合理流动之功，也有话语权杂乱、信息固化、偏见四起、舆论冲突加剧之忧。
综之，表达渠道和场域的差异，在民族类信息的处理方面，有可能形成互补互促，也可能形成对立对抗。因此，在技术手段和网络平台进一步开放的今天，传统媒体把关者和媒体管理部门需要格外关注网络青年对民族类信息的分散化和个人化表达。各级各类各区域各语种媒体（包括国际范围内），对于青年人的争取将成为常态，而民族类信息经常成为重要的“舆论暴风眼”和“情感凝结器”。民族关系理论和实践，必须更多地增加媒体视角的审视，在关注表达平台、渠道和技巧的同时，更要对网络青年的民族情绪及表达内容进行深入的分析。
三、青年网民涉民族类话题的传播风貌与表达特点
“青年网络民族主义正是依托了新媒体技术的匿名性、开放性、即时性、互动性、平等性等重要特征，掀起了新一轮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舆论浪潮，特别是网络民族主义的极端与非理性口号给社会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青年网络集群行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7]对于青年来说，关涉民族的知识、体验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评判，应该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受强迫和被诱导的，更不应该是被收买的“刷分式”的。比如，在对涉少数民族身份案件的评析方面，一些跟帖和评论经常出现此类现象。相关信息，不像传统媒体那样遵循规制，而是对涉及事主为少数民族身份的信息不加以规避，并有可能加以强调和放大。当然，相关信息的网络传播，也具有一定的正面积极意义，其“具有非理性、自发性的特点，但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国之路的深刻理性反思已经初见端倪，互联网上当代青年学生的民族意识也逐渐走向成熟与理性。他们已认识到个人的成长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环境，主张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寻求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表现出当代青年学生网络民族主义的参与方式具有强烈的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希望在民族主义的参与中体现自我价值。他们的参与方式正在向明显的现实性过渡，逐步从网络走向社会现实，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8]因此，在这样的多元开放状态下，把握好民族关系表达的大势，尤其要把握好涉民族事件的舆情引导，已经成为相关工作的重中之重。网络舆论生态的复杂性日益加深，思潮的分裂非常有可能演变为现实行动的对抗，信息的不对称也多会诱发思潮的多向聚拢与再融合。
一些涉民族类议题存在更为接近真实的客观表达，这种表达虽然更接近真实，但其产生的效果却未必好。如果把少数民族个体犯错看成是“家丑”的话，其处理的方式自然是“不张扬”，或者低调处理，这是传统媒体的一贯和成熟做法，但个人社交媒体则多没有这个顾忌。某些符号感较强、易于辨认的少数民族，则更容易在毫无掩饰和未加脱敏处理的情况下暴露于社交媒体，随之而来的舆论动向则难以预测和把控，一些天然符号极有可能被不断“标签化”。对少数民族符号不加修饰和将一些符号“标签化”的表达，对少数民族是有较大伤害的，而对伤害效果的评测也成为难题，但其对民族心理的负面累积效应仍不容忽视。
网络青年发布关涉少数民族的信息，有自发的，也有有组织的。对于自发信息来说，首先应该源于兴趣，在于地缘上的接近性、心理上的接近感和交往上的融通性等，在于追求一种平等对话、兄弟团结的感觉，在于对美好与和谐的共同追求，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体贴、尊重与友谊。
当今信息技术条件下，一般民众了解少数民族的手段是多样的。青年学生可以从课堂中了解一部分，民族学专业学生则可以在课堂上获得较为深入的了解。还有部分可以从实地旅游中获得，深入接触服饰、文艺、饮食、建筑等文化习俗和符号，因此其发表评论的由头是旅游印象、田野采风及网络搜索恶补等。
还有部分表达，是通过与少数民族青年恋爱结婚的方式，随之而产生的主动或者被动求知。青年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去想深入了解一个民族，都应该且必然会产生与书本阅读不一样的感受，并得出有差异的结论。一些青年综合自己的表达习惯，运用自己认为更合适的渠道，并预估可以接收到其信息的受众范围，在合适的时机和场合，进行自己认为客观公正合理的表达，这样的审慎表达，极有可能形成接续不断地更高层次的对话和辩论。
对于民族习俗的探讨，理性的网络青年基本上是从历史、文化、地理和信仰的角度展开，一般不会导致善恶、优劣和美丑的极端评价和刻意渲染。尤其是一些历史上的斗争事件，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评价与定性。一些关涉少数民族的斗争事件的网络评论，经常会触发类极端化情绪表达，并迅速集结成对立阵营。实际“舆论斗争”中，必然存在着人数多寡的对比、语言表达的强弱。再由于“沉默的螺旋”，观点稀有者或者观点发表人数较少方最有可能走向沉默，最终形成不充分讨论或“烂尾式”讨论。
四、网络青年对民族类议题的话语差异与缺陷规避
表达自由是有限制性和规定性的，是“戴着脚镣的舞蹈”。表达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即时性行为，而是会产生历时性后果和群体记忆。“由于当代青年政治上还不成熟，往往还存在着语言暴力、盲目排外、不宽容等极端倾向，他们还可能被一些敌对势力利用。”[9]而这其中的隐忧和危险，必然要求研究者们仔细甄别和研判。
1.表达意指的差异性与表达缺陷的普遍性
隔阂心理在人和人之间，人群和人群，族群和族群之间是普遍存在的，一些主动敢于行为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减少隔阂。目前，一般青年主动认识少数民族的动机，和系统性认知少数民族的方式尚显缺乏。一些好谈民族问题的青年，其生活的积累，情感的维系，利益的交织的程度还多不支撑其得出全面而高水平的结论，但一般性的“蜻蜓点水”式的评论和“浅尝辄止”的剖析，更可能诱发难以管控的情绪化表达，并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还要“注意研究当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心理、上网方式和信息习惯。对论坛上‘偏激’和‘幼稚’的帖子，要容忍以待，不能一味删除。要注意疏导，可以尝试有针对性地提出比较全面与深刻的观点，并且也以匿名方式同步发表，这种方式可以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辩论中起到明辨是非的作用，引导当代青年学生把良好的爱国动机和对国家有利的行为结合起来”[10]。就青年学生来看，也存在着一些缺乏相关知识储备的理工科学生的表达热情高涨的现象，他们一般由于其网络技术水平较高、平台操控能力较强，往往占据一些传播技术和平台分享的制高点，他们一般谙熟后台运维，对资源的探知和整合能力较强。但也常由于学科知识、生活阅历和交友广度的限制，他们的表达中往往存理性缺失、观点偏颇、情感偏狭的情况，其主要表现在，建群组团热情度高，对外来资料的转载和分享活跃，但其表达一般会调侃、戏谑味道浓厚且辞令生硬。
部分文科生的表达途径也是通畅的，如果用专业的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专业知识去解析一些现实中关涉到的少数民族现象和问题，一般会产生高质量的论文，其中的“他者”视角是明显的。其表达的出发点如果是在于正名、辩解、争鸣，在于去厘清网络言论乱象和匡正视听，则可能需要长篇大论、图表并茂，但在一些网络空间和平台中，严肃的长篇大论往往效果不佳，且面对面辩论和说服的可能性也较小。
此外，还有一些初入社会有着大量闲散时间的青年，也是相关评论的跟帖爱好者。他们的评论态度依靠自身的交往环境、交际人群和交往感受而产生，其评论一般较为简短和情绪化，甚至完全是为了凑热闹，一些言论具有“流氓”、极端和暴力色彩。
网络青年长期形成的目的性搜索和关联性阅读，也容易强化某些既有印象和观点，这对于平衡自己的观点较为不利。微信群组的集结方式也基本上是把有相似特征的人群进行了组合，群组之间的表达割裂感在所难免。再加上网络隐匿身份的表达较为普遍，由此带来的任性式表达和寻求快感式表达，更加搅混了舆论生态，这对青年的民族现象认知和民族问题评判，以及客观理性认知的形成也是极为不利的。
2.改进建议
首先，由于网络本身是一个虚拟的联系整体，化解相关矛盾、解决相关问题，就不能只依靠一种力量、采取一种措施并围绕一个点，“不管是涉外网络民族主义参与方式，还是网络空间下的族裔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要想避免其极端性与暴力色彩，需要体系性的公民教育，通过公民观念来平衡与制约其偏颇而极端的不同层面的民族观”[11]。系统化的认知，有赖于描绘出清晰的涉民族类信息传播的“知识图谱”，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应该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针对关涉国内的民族矛盾，一定要树立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识，防止用敌我矛盾的解决办法去粗暴处理。
其次，在具体操作方面，清理舆论“垃圾”和“死角”是当务之急。网络上现存的有关民族问题的低劣言论，如同一个个“垃圾堆”，正在危害着包括青年在内的普通大众的身心健康。建议有关部门对这些“舆论垃圾”和“偏见死角”加以“地毯式”排查，将一些“盖歪楼”的问题帖子逐个删除或屏蔽，涉及到民族历史积怨的“毒瘤”式帖子，尤其要做精确切分，留下健康的理据确切的负责任的言论，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要全面推进网络监管的制度化、法治化建设，通过对网络的片区化、责任化和常态化管理等手段，积极防范、有效清除和严厉打击在网上造谣生事、传播负面思想言论的不法行径，为各民族青年建设一个安全文明、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要加强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主旨的网络文化建设，不断增强网络培育环境的文化底蕴，以鲜活亲和的现实素材平添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祖国气息。要引导西部民族地区青年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努力提高自身网络伦理道德及法治素养，养成安全上网、文明上网、健康上网的良好生活习惯。”[12]教育是不断循环往复式演进的，在清理舆论垃圾和纠正流行偏见方面，只要行动起来就不算晚。
再次，应该全面提升表达的技巧。一些网络青年，较容易受到专家学者观点的影响，并在其基础上加以“断章取义”或者肆意“引申”。当然，一些学者的表达也存在可以被“指摘”的问题，一些学者在其正式发表的论文中，多表达相对中正的民族关系认识，但是在自己的博客、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平台上，却经常描绘另外一番景象，甚至将自己的个人平台经营成专门针对某个民族或某些民族问题的“编辑部”。一些学者的社交媒体账号，有针对性地吸纳某一问题类型和情感偏向的信息，并不断强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落后思想，其做法严重破坏了表达生态，而网络青年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一群人。一些表达过度地将某些民族的已有历史和既定习俗进行非常规化“解读”，甚至动辄牵连“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此类网络言论都极为不妥，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抓紧研判，并出面干预。一些网络青年极容易受到某些学者的蛊惑，常扮演帮腔作势、火上浇油的角色，“加强技术储备，密切关注当代青年网络民族主义参与方式的新动向，警惕一些危险的苗头。当代青年学生网络民族主义参与方式的最大影响在于民族主义行动 （特别是网络内外的联动） 与网络动员，相关机构应该加强技术储备，长期筛查，局势缓和时期多做引导工作，局势紧张时期应多途径地介入网络舆论，引导当代青年学生实现理性化，培养当代青年成熟的政治心态。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要严防境内外敌对势力的介入和渗透，防止当代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被他人利用。”[13]并且，一些青年由于具备较好的网络运用能力，能够自由穿越在国内和国外网站之间，他们采集和编译信息的能力较强，并自觉充当着“记者”和“编辑”的角色，在没有坚定地理论指导和政治立场的情况下，这些行为都是相对危险的。
综之，运用好法律武器是良策。“执法部门要做到严格执法，起到法律应有的威慑力，对网络中违法乱纪、故意制造事端、传播不实谣言、谋取非法利益、过度宣泄不良情绪的人要依法采取措施，以提高青年群体为自己言行负责的认知观念。”[14]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抓紧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民族类议题的网络空间进行有效管理。
结语
应该看到，网络环境基于现实观照但又超脱现实环境，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表达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呈现多变性和隐蔽性。对于民族类议题，其敏感性和特殊性要求各级各类媒体都应该充分把握相关政策，尤其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表达规制上应该做到统一要求。青年的涉民族类议题的知识储备、交际能力、思辨水平、言论尺度，将成为保持未来国家民族理论自信和把握民族工作实践大方向的重要体现。在网络治理呈现纵深化和精准化的今天，应给予民族类议题的网络表达以更大的更合理合法的公众空间，同时还应进一步扫除已有的认知障碍，检视已有的表达缺陷，改正已有的表达错误，推动青年获得更高层次的民族认知水平，促进民族关系的网络和谐场景的实现。
载于《新闻论坛》，2020年第五期，P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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