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科学研究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和复杂性，学术的演进和创造是基于已经存在的现实和理论而产生的，在科技革命和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交互发生作用。知识也是具有延续和延展性的，思想史研究离不开预设，经典的学术理论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延续性的探究，通过合理性的变化来提高预测的准确度。引文分析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展开的。
1927 年第一篇运用引文分析法的论文甫一出现，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认可。随后，引文分析技术日臻成熟，逐渐发展成为文献计量学的重要方法之一。20 世纪 90 年 代 以来，随着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引入和国内CSSCI、中国知网等数据库的建立，引文分析法在我国学科测定和研究工作中也开始大规模使用。综合运用引文分析，“不仅可以检索文献、评价期刊和论文质量的优劣，而且可根据大量引用与被引用关系所构成的网络来研究科学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由此判断学科发展的方向和前景”。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已有多位学者利用引文分析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编辑出版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重要的二级学科，是研究国内外出版业运行规律并指导出版实践发展的一门应用学科。其教学体系与规制虽还在不断完善中，但对行业发挥的指导和对研究发挥的助力作用在逐步显现。编辑出版学在新时代的挑战和机遇下把握自身的专业操守并向更高的专业层次迈进，逐渐成为相关政界、业界、学界所依赖的“硬核”专业。本文拟通过对中国知网和超星发现两个数据库中编辑出版研究高相关论文发文与被引情况进行分析，尤其是对编辑出版学科高相关论文的发表情况及其在重要指标上的变化趋势进行探查，进一步展现编辑出版研究 1979—2019 年通过学术期刊发文建构起来的学术思想史发展的脉络与特征，为当今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数据收集与处理方法
中国知网作为信息量大、极具价值的中文学术类网站，已集结国内学术期刊 8 000 多种，其信息均经过深度加工、编辑与整合，有明确的来源、出处，资源丰富且可信可靠，为本次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超星发现在各类文献及网络学术资源海量元数据的基础上，提供了深达知识内在关系的强大知识挖掘和情报分析功能，从而实现对学术的宏观走向、跨学科知识交叉支撑关系和学科的再生趋势的判断，是进行本次研究数据核查的辅助工具。
进入中国知网“文献检索”高级检索页面，作者、关键词、文献来源和支持基金均选择“模糊”匹配，检索时间为 1979 年 1 月 1 日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以“编辑出版”为主题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相关论文共有 16 446篇。以“篇名”为并列条件再精确检索，其中篇名中含有“编辑”的共有 10 094 篇，篇名中含有“出版”的共有 9 071 篇，进一步检索论文标题中含有编辑出版研究领域的其他关键词汇如“发行”“选题策划”“校对”“著作权”“版权”等的数量分别为 115 篇、72 篇、46 篇、44 篇、34 篇。如若篇名同时包含“编辑”和“出版”，则视为编辑出版研究高相关论文，依据篇名“编辑”并含“出版”精确检索到高相关论文为 6 822 篇，其中零被引论文达到 2 000余篇，论文被引用率约为 70.68％。笔者通过记录发文机构、发文作者、发文层次、发文年份、发文主题等信息，并分别以上述名词作为变量进行量化研究，得出统计折线图（略）作为编辑出版研究高相关论文发展的整体背景参考。本文以被引频次作为论文排序的具体参考值筛选部分论文具体分析，并对高被引论文情况做重点分析。
中国知网引文在大量的数据检索中很难排除自引，这点徐剑在《中国新闻传播学高被引论文分析——基于 CSSCI、CNKI 两个主流引文数据库的研究》中也有所提及并提出了合理的解决途径，本研究即运用其数据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具体方法为：研究的指标设为全部的被引用数（包括自引和他引），在每一数据库中，按被引用数从高到低对论文进行排序。由于本研究并未参考 CSSCI 数据，超星发现数据库也只是作为核对的检索工具，并不作为数据来源，因而无须对数据分配权重进行打分计算。
“编辑出版学”于 1998 年由多个专业，如“编辑学”“出版发行学”“发行学”等合并而成，1998 年前不称为“编辑出版学”，在此之前标题同时含“编辑”和“出版”的论文较少，但相关研究也已经展开。另外，1998 年中国知网的数据库基本为光盘版，未实现联网，因此导致之前的数据不全，本文在相关统计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数据缺失，特此说明。
三、数据分析
根据被引数据进行排序，得出编辑出版研究高相关论文发布后被引次数排列前 50 位的名单（若被引数相同，则以下载量为第二筛选因素）。对重要指标分析，可得到 50 篇文献的主要数据（见表 1）以及文献的具体数据和情况（见表 2）。
（一）高相关论文年份分布
对表 2 所列出的 50 篇编辑出版研究高相关论文被引的年份进行分析，可得到这 50 篇论文的年份分布总体趋势（见图1）。根据统计图可将年份分布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并结合1979—2019 年编辑出版研究高相关论文发表年度趋势（见图 2）的整体背景进行对比分析。第一个阶段为 1991—1998年，这 8 年只有 1 篇高相关论文被引频次排在前 50，这与当时编辑出版研究论文整体的发表年度趋势情况相一致，在此期间相关主题的论文发表数多年低于 150篇；第二个阶段为1999—2006 年，这 8 年被引频次排列于前 50 的文章数量在 1~4 篇小幅度起伏，虽然被引情况仍然没有明显上升趋势，但是已经摆脱了之前发文和被引情况均毫无起色的不利态势，在短时间内有所变化，与之相对应的是相关主题的论文发表呈现缓慢回旋增长趋势；第三个阶段为 2007—2011 年，这 5 年应该是波动幅度较为明显的时段，即使 2008年和 2010 年都只有 1 篇文章排至前列，但整体上被引论文上榜到前 50 的数量每年约为 4篇，发文数量也在小坡度上升。2007 年和 2011年达到被引论文数量最大值 7 篇，2009 年为 5篇，发展态势良好。同时单篇论文被引频次于2011 年达到历史最大值 74 次，并且多篇论文的总被引次数均排在前列，可见单篇论文的影响力有所扩大；第四个阶段为 2012—2016 年，这 5 年里的情况又回归到 1~4 篇交替的状态，发展较为稳定但没有起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2017—2019 年发文数量在大幅度增长，但未见占据被引数量排名前 50 的文章。当然，由于一些引用存在滞后性，具体的引用情况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学术检验。数量和质量的矛盾逐渐成为一个需认真分析的问题。虽然 2012 年至今的高相关论文的发文量并没有下跌，但是被引情况显然不容乐观，结合现实或许这与全媒体时代的冲击和编辑出版学面临的转型挑战有一定关联，也与编辑出版研究的进一步多元化、数字化以及主题出现多向离散有关，表明编辑出版研究急需一个高被引数量的峰值点，以扭转目前的局面。
（二）高相关论文期刊分布
以表 2 中被引频次前 50 的论文为代表，对其来源进行统计得到表 3。考察表 3 所列出的编辑出版研究高相关论文的被引期刊分布，可以发现其中编辑出版类专业期刊占据多数且位居前列，高被引论文数量排列前七的期刊中有六种是专业期刊，这和编辑出版学重视专业研究的学术动态一致。其中《编辑学报》《编辑学刊》《中国翻译》为双月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之友》《中国编辑》《出版发行研究》《科技与出版》为月刊，仅《中国出版》为半月刊，可见以双月刊和月刊作为出版周期符合绝大多数编辑出版类专业期刊的发行规律，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编辑出版专业的学术规模和学术增长特点与优势。《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中国编辑》《出版发行研究》等均出刊于北京市，具有地域资源优势和官方权威保障，为编辑出版的研究提供全面丰富的素材，表明期刊背景也对论文被引情况有绝对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为大学学报在众多编辑出版类专业期刊中突出重围，其包含《编辑学研究》栏目的社会科学版始终把学术放在核心地位，也印证了编辑出版对学术性特色的坚持，同时也反映出编辑出版学学术发表的亲近性。随着高校加强学报品牌战略发展研究，一系列大学学报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内涵式发展，成为编辑出版研究被引论文的主体来源期刊之一（这也与此类学校办有编辑出版学相关专业，或者校内编辑出版工作团队实力强大有关），大学学报发文对编辑出版研究的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还发现，相比于新闻传播学这一大类的高被引论文刊物类型，在对编辑出版研究论文发布起主导作用的高被引论文期刊中，并没有出现其他学科的专业期刊，包括与编辑出版学有较大学术关联的法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类期刊。在论文选题和实践指导方面，对其他相邻学科的影响力和贡献力也较小，说明编辑出版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性和互动性不足。长期缺乏跨学科研究，或者说缺乏多学科视野，对编辑出版研究的创新和拓展不利。
（三）高被引论文第一作者及其单位分布
对 1979—2019 年编辑出版研究高相关论文发文数量达到 5 篇及以上的第一作者进行统计，得到图 3 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编辑出版研究作者群主要集中在知名学者专家群，且多为高校相关学院博士生或硕士生导师，部分作者同时兼有领导职务，为学院的正副院长、系主任或研究所所长。他们在编辑出版领域的各个分支下钻研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有其专业的素养和独特的见解，发表的论文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其中高被引论文数量最多的李建伟教授，担任全国编辑出版高教学会会长，是河南大学编辑出版教学和研究的牵头人，并着力于探究当前互联网下编辑出版全新的介质形态和运营模式，其论文与编辑出版的发展紧密联系，因而获得较高的被引次数。
另外，编辑出版研究高相关被引论文中，以个人和团队两种形式完成的数量，没有过于明显的差异。考察表 2 可进一步得知，被引频次排在前 50 的论文分布比较平均。由此可见，在编辑出版领域，虽然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规模并不算强大，但作者可以自由开展独立研究，尤其是偏重人文科学研究路径的论文，也可以进行师生、同事、学界业界、跨国跨地区等的合作研究。在规范探究方面，一般多开展独立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一般多开展合作研究，两方面均有所平衡。从目前来看，学者在这方面的把握较为轻松自如。不过就目前的情势而言，专业特色学术阵营的组织与建立，学术领域与风格的锤造与保持，仍需要进一步实施“避强补缺”策略，打造“专精”的学术积累态势与“小而美”的专业架构类型。目前，以笔者观察，多数编辑出版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学术发展态势较为缓慢，学者们多只是进行简单团队合作，相互之间的学术认知和认可程度有待提高，尤其是学者之间相互学术引用意愿还不够。
（四）高相关论文被引量与下载量分布
陆伟等人曾指出，在互联网时代，相对于论文被引频次指标，下载频次指标具有更强的时效性，而早在 1994 年加菲尔德就已经提出了利用网络下载量代替引文量以解决引文分析评价中的滞后性问题。杜秀杰等人认为文章的网络浏览量和被引频率是衡量一篇学术论文水平的重要指标。因而评价论文尤其是高被引论文的价值性，综合考量论文的被引次数和下载次数也具备一定的参考意义。检索后统计，表 4 中编辑出版研究高相关论文下载量超过 1 000 次的共有 12 篇，其中被引次数也较高的论文约占 2/3，整体被引情况良好，被引量与下载量之间并没有呈现直接的正相关关系，这与陆伟等人得出的单篇论文粒度下二者相关性不强的结论相同。结合表 1 和表 2 的数据分析，高相关论文的被引量高，其下载量也一般相应较高，但是下载量明显领先的论文被引量的优势却不明显的现象也值得关注，这反映出在编辑出版研究领域中，被引论文的使用价值还没有最大程度发挥，其传播力和影响力有待提高，论文下载量需要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
（五）高相关论文被引的主题分布
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编辑出版研究高相关论文按主题进行组，并排除其中高频次出现的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期刊、学术期刊这些无法准确表现论文主题的泛意关键词，统计编辑出版研究高相关论文被引的主题分布情况。可以发现，编辑出版研究的重心侧向于学术思考和专业建设方面，在编辑出版史、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着广泛且深入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编辑出版学科体系的构建、实践教学的创新和探索、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思考、高校专业课程的设置、高等教育的发展等方面，这与绝大多数论文的研究人员是高校领导或教师群体有着直接关系。此外，“出版社”“出版物”“文化机构”“出版工作者”“编辑工作”“图书编辑”等，这些与编辑出版各个环节产生直接关联的人和事物，也是主题发布的主要领域。受数字化时代的新技术推动，“全媒体”“网络建设”“现代化技术”“传统媒体”“新媒体”等词语也陆续成为近年来编辑出版领域的流行词汇，相当比例的编辑出版研究高相关论文的标题中都含有“新媒体时代”“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时代”“融媒体”等字眼，尤其是在新时代下对于期刊编辑和数字出版的规范探讨与全新要求更是成为关注的热点，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深度思考编辑出版专业和行业的技术革新与转型之路。结合表 1 和表 2 中被引论文的主题分布，可进一步发现其内容十分丰富，既有编辑出版的理论基础，又有与时代问题和社会未来发展联系起来的新问题，且后者更容易被引用，这也说明，通过深厚的学术积累来分析目前产生的新问题——“观古鉴今”类是编辑出版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但就编辑出版的学科外延拓展而言，不少论文还停留在编辑出版学的体系构建和学科建设上，亟须在追本溯源和厘清规制上下功夫。关于“媒介素养”“媒介生态”“媒介经营与管理”这些具有欧美原生词汇色彩的新概念的引入，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此外国际出版研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编辑和出版研究，以及更为细化的国别研究，尚未形成明显的团队和阵地，这也说明编辑出版学科的发展跟上国际主流学界的步伐还有一定的距离。
四、余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章所涉及的高被引论文各相关因素下的排列更多的是为了从统计学的角度反映 1979—2019 年编辑出版研究论文的研究趋势，并不能完全作为论文质量和学术价值判断的依据。具体的学术分量还有待长期仔细追踪加以判定，且这本身也是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来共同完成的使命。因此，高被引论文所表现的研究热点仅可作为一个有效的参考。通过分析编辑出版研究高相关论文发文与被引情况，并分析高被引作者与其被引论文的领域分布、年代分布、期刊分布等特征，从而进一步树立 40 年来通过期刊发文建构的学术与思想史的脉络与特征，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目前，一些高产作者多将关注点集中于个人的研究领域，多倾向于纵向深入，很少进行横向勾连和扩展。编辑出版学本就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但就目前编辑出版研究高被引论文的主题分布和研究层次分布情况来看，这种特性还没有得到深入的开拓与挖掘，有待进一步探索钻研。
利用新媒体技术的驱动力，抓住出版转型的契机，培养编辑出版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是未来编辑出版学发展的几个着力点。我国编辑出版研究团队的区域化风格与领域倾向性已经基本形成，可延伸拓展的领域越发广泛，而通过学术发表与引用体现出的学科发展特征，仍然值得持续关注。
发表于《中国编辑》 2020年08期，第47-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