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白贵 曹磊
文化之间的交流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史。历史研究已经充分证明数千年来世界各地的文明进步并非独立发生、发展，而是相互交流的结果。中国的四大发明、文官制度、政治架构、哲学思想和农业技术随着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传播到了全世界；而来自其他文明地区的科学技术、宗教艺术、人文思想乃至生活方式，沿着同样的路径来到中国，甚至成为中国的国粹。
近代以来，随着人类技术的飞速进步，文化传播的壁垒被逐渐打破，文化传播的速度大大提高。今天，电子技术让人类更加依靠以口语和听觉为媒介的传播方式，地球就像一个小小的村落，一种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地球村模式”已经产生。
在这个地球村当中，我们作为参与者，应该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人的文化？最近两件事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其一，一位海归朋友把在海外报刊发表的百篇专栏文章结集出版，请笔者作序。其内容基本是华人、华社、华夏文明、华人与所在国关系等。这说明越来越多从中国走出去的中青年学人，开始以世界公民的视角来审视当今世界，同时也期待让国人了解中国以外的其他文明，而笔者认为了解的关键是“同情之理解”，只有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才能更好地理解对方，理解不同的文明。其二，上海外国语大学开设名为“世界中国”的本科生课程，目的是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大势，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课程定位是“在世界格局中探索中国，以中国视角诠释世界”。这样的课程称得上准确把握住了时代的脉动。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2013年9月和10月，习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习近平主席在各种场合数十次谈到“命运共同体”，特别是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这一理念不仅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3月17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关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通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话语平台和传播体系的建设，目标已经从“与国际接轨”，转向参与或主导设立格新局、新规则、新秩序，体现出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和自信心。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呢？
“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一带一路”内涵的扩大动向，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不妨把二者理解为：前者是实施路径之一，后者是终极目标。倡议提出以来，因为它体现出和平发展、良性互动的理念，响应者日众。随着参与国家的不断增多，倡议已经不仅仅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事情，而具有了真正的世界意义。但倡议还需要一定时间来磨合、适应、接纳、包容、认同。这个包容、认同的过程，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过程。因为这个共同体已经不是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这样的层次，而是更高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了一种超越性和“全人类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传播观念开始的所有行动就注定要基于全人类的视角而展开，就要着眼于理解、包容、合作。这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如何相处？无神论者与宗教信仰者如何相处？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处？
客体之间的和谐相处，首先要互相了解对方的历史及其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及价值。贸易互通、文化互联、政治互信，不是各行其是，而是互为依存的。要讲述好“中国故事”，应该把中国故事中的体现美好人性、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方面传播于全人类，才能改变国外对我们的刻板印象，消除误解，增进互信。如果一味强调发出“中国声音”，而忽略了“中国声音”中的公共性，忽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中其他成员的利益诉求，我们的声音可能就成了“独唱”而不是“合唱”，仅仅靠“独唱”无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人们经常提到“文化输出”的概念，实际上“文化交流”的概念更容易让人接受。何也？因为“文化输出”的口号多了些焦虑感，少了些平常心。“文化输出”的背后，即使是无心无意，也往往容易让人感受到一种大国的傲慢，经常让人和“新殖民主义”“文化侵略”联系在一起，而“文化交流”体现了对对方的尊重，体现了平等互利的精神，更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公共价值。
“内外兼修”：传播观念的必要调整
在理解了“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之后，我们还要重新审视对内传播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我们的传播，既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既要强调“跨文化”，还要注意“跨族群”。不可忽视“对外”与“对内”的兼修并重。这一方面，现实情况并不令人乐观。举例来说，笔者曾做过对国内几百名本科生、研究生的调查、访谈，对象当中能说出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1/3准确名称的不到20%。这说明当代大学生对于国情的忽视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学生就是未来的公民，假如我们的公民连国内各个族群的情况都不甚了解，怎么样来承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如果国内各民族之间缺乏相互了解、互信互赏，自然也就难以积累起必要的与域外文化沟通的经验。
在“信任赤字”没有消除的背景下，再好的主张也会被打折扣。多年来，中国企业尽管海外投资额巨大，给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却并没有多少企业赢得所在国应有的尊重。根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调查，中国在缅甸投资的企业在当地人中的美誉度不到10%，而同样日本在当地投资的企业，由于注重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在当地人中的美誉度接近50%。这样的信任赤字，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跨文化传播，最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发展。所以只顾经济发展，忽视文化建设、文化交流的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要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就要有多元文化意识，就要学会尊重、理解、包容，要明白这个世界不只是我们的，也是大家的。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有多元的文化体系，中华各族人民千百年来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大家庭内，积累了丰富的交流经验，这些都是我们进行跨文化传播的优势。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工程要有各类人才的加入，除了媒体从业者，还应有文化工作者、外交人员、宗教人士、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特别是具有跨文化知识背景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国家的形象不能单靠媒体来塑造，也不能仅靠企业来支持，更要靠个人的行为来证明。要善于发现别人之长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谈到如何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提出过著名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我们跨文化传播的宝贵精神财富。
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中的“最大公约数”
要实现跨文化传播，首先要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并以其对接其他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观念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具有公共价值。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浓厚的人本思想。《尚书•周书•泰誓上》中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孟子•尽心下》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黄宗羲在《原臣》中提到：“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中国文化有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热切追求。《诗经•卫风》中有：“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中国文化特别推崇平等，《论语•季氏》中提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墨子•尚贤》中有“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说法。中国文化中很早就有对社会理想的追求，《礼记•礼运•大同篇》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中国文化当中还强调对人的尊重。《论语•雍也》提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卫灵公》提到：“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汉字作为一种古老的象形文字，积淀了许多公共人类价值，包含着许多深刻道理，只有了解汉字中的文化信息才能讲出生动的“中国故事”。例如，“仁”字，篆书写作，从人从二：从人，表示人；从二，表示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的很多人，能考虑到其他人才能被称为“仁者”。孔子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者爱人。”这就是汉字蕴含的人类公共价值。
中国的宗教在发展过程中既融合了一些外来宗教的因素，也体现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禅宗）、中国式的伊斯兰教（回儒）。中国人提倡孝道，《孝经•开宗明义章》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伊斯兰国家广为流传的圣训当中，有“天堂在母亲的脚下”这样的表达。这些都是文化相通的地方，只要加以挖掘，应该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宝贵资源。
这些宝贵的思想都具有跨文化的高度，在我们的对外传播当中更能被不同文明背景的人所接受。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被称为“文明金箴”，是被世界各国高度肯定的人类交往的黄金规则。这里强调的就是“换位思考”。因为讲“命运共同体”就要注意“同情之理解”，就要留心“他人的视角与感受”，不仅要考虑自己获得什么，还要考虑给予别人什么？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要考虑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文明的交往没有自信不行，但自信过度就会成为自大，如何把握这个度，需要我们不断实践，在别人的需求和我们的需求之间寻找价值的公约数。
全球化和传媒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不断地推动着中国传播理念的更新，传播学界应及时了解大势，对焦“一带一路”倡议，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终极目标。我们要认识全球化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提出的两个主张的关系以及主张的新价值、新意义。两个主张“新”在何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到底是什么？跨文化交流的目的是什么？这都是值得传播学界思考的问题。而“一带一路”倡议现阶段的任务，就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就要求民心相通、文明交往与文化交流。而文明交往与文化交流，又需要文化理解、文化包容、文化尊重、文化欣赏与文化借鉴。这些工作都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统摄之下，方能达成。这些都将是传媒人需要纳入视野并重新思考的课题。
（作者白贵系河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智库联盟理事长；曹磊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博士生）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闻战线”2017年5月23日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