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近作的批评者们看起来是在预期，一位穆斯林思想家只思考与他的信仰有关的特定主题。”——拉马丹
在我的新书，《探求意义》(The Quest forMeaning)中，我的目标是发展一种多元主义的哲学，一种允许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有限观点的窄窗面后退一步，退出狭隘而进入各种各样的观念、概念和问题，以使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去对有史以来世界上的各种哲学、各种属灵的传统和各种宗教告诉了我们什么进行深入研究的哲学。
这里面潜在的直觉是，我们与多元主义、与多样性、与我们之中的他者的关系，不可为法律或最好的人道主义的意图所规定；相反，它要求一种个人的投入，一种聚焦于我们自己、鼓励我们把良知、智识和心力注入我们的同情感的努力。它概述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生命哲学，这种哲学是对我们的挑战，它要求我们集中勇气以质疑我们的确信(certainties)、在我们自己的成就和他人面前保持谦卑、给我们的人类同胞以永不止息的敬与爱。这种哲学不单属于信仰者，也属于无神论者，属于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良知，属于普天之下的男男女女。
我知道，那些通过我晚近关于伊斯兰的作品（而不是通过我早年关于哲学与诗的作品）才知道我的人会感到惊讶，不仅惊讶于我在这里提出的这一计划本身，也惊讶于它的风格和它的目标。在被描述为“一位穆斯林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情况下，我被指派到一个预先确定的范畴之下。这样，我的一切从那扇窄窗前退开、变换视角的尝试，都必然变得可疑、成问题、成为误导读者的“狡”计。
在那本书出版后我接受的第一次，由一名法国记者来进行的访谈让我大开眼界。他说，他欣赏那本书，并惊叹它的“广博和开放”。接着，他已出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拉马丹先生，你还是一个信仰者么？”他看起来不能想象，一名虔信的穆斯林能够对他者的视野保持开放的态度：他自己的窗子给他的视野，使他把“穆斯林知识分子”限定为某种在他看来具有先天地拒斥理性的批评，因此只能被强加给他人的确信的，类似于强制性的框架的东西。随我的书的英文版出版而来的批评评论也极为类似：书的主题——和它的目标——被撇到一边，被代之以批评者们从像“塔里克·拉马丹”那样的“穆斯林知识分子”那里知道的、因此也是预期的东西。
最近《独立报》上发表的一篇由一名无神论的，已对多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祛魅处理的左翼批评家执笔的评论反映了这样一种态度：一名（所谓的）“穆斯林思想家”应当只去写作极为特定的主题，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他的意图就必然是可疑的。他被预期去写作世俗主义、伊斯兰的刑法、穆斯林女性的权利、头巾或罩袍、不平等：一个不谈论这些东西的、虔诚的穆斯林，就是在试图通过使用模糊的诗与哲学的语言来混淆视听。更糟糕的是，他的首要意图也必然是使理性服从于信仰，后者，更加必然地，必定主导着所有穆斯林的心智。
所以，坚信一名穆斯林思想家的作品必然会说什么的批评者，对我的书的实质内容和目标都不感兴趣。他把我的书放到一边，然后开始评判作者，也就是我的诸种意图。因此，他更多地是在投射——投射他自己的确信——而不准备去阅读我的书，更不要说试图去理解它的动机了。
在《卫报》那里，我们也遭遇到了同样的，范畴化的尝试。《卫报》的批评者，基于自己对人道主义的乌托邦和宗教的乌托邦的反对，对“穆斯林”作者的意图进行了过度自由的评论：在他看来，作者应该聚焦于对女性和同性恋施加的石刑，因为希望把话说清楚的穆斯林必然会拾起这些主题。在我指出，我们要超越宽容、走向相互尊重的时候，那个批评者执拗地声称，哟，那不是说我们也必须“尊重否定大屠杀的人”咯。
这些批评告诉我们的东西中，关于它们的作者的东西，要比关于我的书本身的东西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他们一定是发现要接受这点实在是太难了，即：一名西方穆斯林竟然有能力把握并谈论这些主题和范畴，并使用西方和东方哲学的术语来谈论这些问题。
然而，那确切来说，正是我的目标。我邀请读者们在他们的窗前后退一步，退出他们的狭隘，去质疑他的观点和他的判断，哪怕这样做有失去他们的立场的危险。一些批评者本身就是他们关于一名“穆斯林知识分子”有资格做什么和说什么的确定性的囚徒，如此，他们是基于他们预先就设想好的，关于本书作者的意见，来评价这本书的。也就在这点上，我的书变成了直立于他们窗前，正对他们的窗子的一面镜子，它直接反映出了他们的成见。
但本书也以积极而深刻的方式，使许多读者感到惊奇。在不完全接受其前设的情况下，他们也和我一起，加入到那个通往自我质疑、辩论和对多元主义与多样的开放的哲学之旅中去。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做好了开始这次旅行的准备。他们在提出积极和消极的批评的同时，也依然对本书的目的保持开放。
这种与某些陷于他们的确定性，总在坚持被他们描述为“穆斯林”的知识分子必须要么谈论伊斯兰要么一言不发的知识分子和批评家的态度构成鲜明对比的，开放、批判的阅读强化了我关于我们多元主义社会的未来的乐观态度。那种看法（即狭隘地认为穆斯林知识分子只该谈论伊斯兰）已经欢快地走完了它的时代。一些人还会继续提出这样的观点，这是令人担忧的，甚至是危险的。但这些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已经属于过去。
注：译自Tariq Ramadan, “The problems of being called a ‘Muslimintellectual’”,原载《卫报》2010年9月14日版，可见于：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belief/2010/sep/14/muslim-intellectual-critics-faith-probl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