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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联合主办的《探索与争鸣》专题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

发布时间: 2024-03-23 20:11:01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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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3日,《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之专题论文(八)“故纸新生:晚明以降的书籍生产与近代中国文化走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本次论坛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联合并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具体承办




开幕式由分论坛召集人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传播学院金强副教授主持。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国际汉学》执行主编张朝意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国际汉学》副主编任大援教授,《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编辑高原线下出席并致辞;《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教授,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彭焕萍教授以视频录制和线上参与的方式出席并致辞。来河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理工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4位优秀青年学人围绕“故纸新生”主题,分别从“经典重塑与中国图书生产的本土化建构”“文体创作的更新与思想传播平台的演进”“书报刊生产方式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三个议题展开讨论。

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国际汉学》执行主编张朝意教授在致辞中提到,书籍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论坛为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北京外国语大学一直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期待大家以此为契机,发挥自己的学科特色,寻找中华文化传播的多样性与可能性。

《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教授在视频致辞中指出,无论是在思想史、文学史还是经济史中,晚明都是中国社会自下而上发生重要变化的时代,也是融入全球化的初期。张教授认为,晚明的书籍生产,西学汉籍是十分重要的一章,其印刷出版和流传过程仍亟待学界进行综合而深入的研究,经过前人的努力,流传在外的许多西学文献已在国内出版。张教授希望各位学者将晚明放入世界史的视角,探讨晚明的商品经济和文化交流对晚明出版的影响,从前人手上接过学术的接力棒,不断探索。

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国际汉学》副主编任大援教授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梵蒂冈整理和数字化西学汉籍的经历任教授认为,出版西学汉籍的传教士既以传教为目的,也传播了文艺复兴的启蒙思想,应当展开多元的讨论,希望这场论坛的主题就像是充分学术生命力的春雷,使青年学人积极参与进来。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彭焕萍教授称论坛激发了学术想象力和生命力,《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引领青年学人进行文化探讨,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对文化的认知、理解与担当也十分关键。在声光电时代来临以前,书籍出版直接反映了文化的流通与发展走向。彭院长期待大家能够以文会友,切磋学术新知。

第一场研讨会以“经典重塑与中国图书生产的本土化建构”为主题展开。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金强的汇报以《四大名著书籍生产、影视剧改编与俗文化传播场域之演进》为题,他提出四大名著关涉的艺术形式多样,横跨出版和艺术领域,区别于传统的儒教和社会说教,具有雅俗共赏的特质。金教授认为,四大名著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出版现象,更是一个文化现象,基于四大名著而形成的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和评判,亦进一步型塑了中国传统人文、艺术、道德与情感,甚至形成了一种有别于正统儒教和社会说教的“智慧滑轨”与“情感酵池”。四大名著故事通过不同的载体、渠道,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发挥作用,成为有鲜明特色的文化景观。书籍生产主要出现在最初阶段,在文本内容固定的前提下,后世不断进行内容指摘评判和演绎形式创新,活跃的阅读群落和丰富的阅读反馈也促进了其发展传播。但真正使其实现在受众中的跨越式发展的,确是影视剧改编活动,并主要体现在两次改编高潮,四大名著电视连续剧改编划分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精英文化语境下的再创作和2010年前后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再创作两个主要阶段。随着社交媒体及短视频的兴起,从书籍到影视再到短视频,形成了一条较为显著的内容再生产与传播线。另外一条,则主要是依靠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技艺展开的,其中暗含着俗文化场域的演进和民间经济的互动,并承载了细水长流与天女散花式的商业传播形态。金教授认为,四大名著题材作为一个文化大IP,本身就是中国图书生产、影视传播以及文化综合场域建构的典型案例,具有多重符合意义。

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林莹的题目是《晚明套印技术对小说文本与批评的重塑——以五种“戏曲前附小说”套印本为中心》。“戏曲前附小说”是晚明书籍套印技术的特殊实践产物,出版技术在书籍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她以现存的五种此类文本为中心,探讨文本在小说-戏曲-小说链条中的流通与更新,以及江南书坊的商业化合作等方方面面,使大家对晚明套印本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欧阳敏演讲的题目是《出版制度视域下的近代中国知识体系建构历程》他梳理中国丛书出版制度与近代中国知识体系普及的双重关系,并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例,讨论近代中国知识体系中的“现代性”内涵,为当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和传播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张学科阐释的主题是《与读者相遇:近代教科书生产与传播的物质性视角》他指出,近代教科书的出版是近代出版中特殊的一种,在学术研究、教育启蒙和社会影响方面的意义是广泛而独特的。过去教科书的“物质性”常被人忽略,他以此为视角,思考作为“物”的教科书在生产和传播中的主体性,以及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键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助理研究院杨宾演讲的题目是《差异与同一:中国传统叙事资源国际传播的跨媒介性》。他指出,晚明以来的图书出版的商业化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叙事资源的跨媒介整合。在媒介融合的今天,这些叙事资源面临着新的跨媒介传播环境,形成了新的跨媒介叙事形态。这对于跨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从多个维度重视起中华传统叙事资源的跨媒介转化与传播,助力讲好中国故事。

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国际汉学》副主编任大援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本组的五篇文章选题各异,从形式和内容、局部和整体、本体与环境等角度对“故纸新生”展开论述,关注书籍和读者、制度等方面的关系,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他希望青年学人能将聚焦的视角扩大,将书籍的生产放到19世纪到20世纪全球文明史的视域下,讨论西方先进印刷术出现与资本主义萌芽后,书籍生产的变与不变。同时,在选题方面,任教授建议应尽量从有充足文献材料支撑、难度小的题目入手。

第二场讨论的主题是“文体创作的更新与思想传播平台的演进”。第一位分享的是浙江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黄鹏程,以《抒情与叙事:明末清初文体观念的破立演变》为题,讨论明末以来诗、词、曲文献中文体观念的演变规律,指出叙事文法在雅俗之间相互渗透,使“破体”自下而上发生,最终促成了清代文学问题繁荣的景象。

浙江理工大学艺术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李碧带来了《流散、身份与家国:清初咏剧词中的伶人书写及隐括策略》,经过她细致地整理和爬梳,发现现存清初词文献中伶人主题的书写众多,所谓“美人事隐括成调”,暗含了文人对家国沦落的哀叹与情感,其情感变化和群体认同是考察文人心态的重要依据,是戏曲研究中值得聚焦的内容。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张懋学汇报的主题是《戴震〈经考〉〈经考附录〉及其著述补遗与考正》,他提出过往研究认为这两部书是戴震入京前的治学札记,但经文献考证,其最终应是写定于乾隆二十二年之后,对探寻戴震早期的学术思想以及其著述的补遗和考证至关重要;由此二书,他推断《四库全书总目》中“孔子家语”类三篇提要皆出自戴震一人之手。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嘉昀的题目为《科技期刊与学术场域:中国学术发表文化之奠基、勃兴与转型》。她从中国早期学术发表活动入手,对中国的学术交流和发表从早期的零散和自发,到印刷术普及后的博兴再到当代的繁荣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进行了具体分析。

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金强副教授随后进行点评,他认为本场从文学、史学、艺术和科技哲学等方面进行讨论,在时间范围上从古到今,引人思考。诗歌、戏曲和小说等不同文体的产生与变化,不断成就中国文学的繁荣景象,这些都与印刷技术演进以及出版业规制的发展密不可分。尤其是近代印刷术传入后,中国社会的著作复本量极具增加,大家对同一问题基于同一文本的讨论变得容易实现,进而促成了讨论的规范化和最终共识的达成,这拓展了中国学术道统演进的依托,并开始真正与世界学术界增强互动交流。金教授希望通过这次宣讲,四位青年学人能进一步检验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术研究场域与研究思路方面不断精进。

下午的第三场讨论以“书报刊生产方式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为主题第一位发言的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龚宗杰以《清代“辨字书”的生产传播与汉语文法的中日流通》展开讨论。他指出受科举兴盛的影响,明清注释虚词及其用法的“辨字书”是当时商业出版中的热点,后由此流入日本成为日本汉语文法书的重要材料,又在清末随日本“汉文典”流回中国,是东亚文本旅行和知识环流中的一环,也是考察汉语文法终日流通的关键。

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曹磊研究员汇报的题目是《传道济民:清代书院刻书研究》他认为书院作为中国历史上集学校、图书馆和出版社功能为一体的场所,在文化传承和知识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清代官办书院兴盛,其图书出版事业也迎来了发展高峰,推动了地方事业的发展,并在鸦片战争以后承担着介绍西学、启迪民智的重要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黄一玫汇报的题目是《报刊商业化与思想启蒙:清末岭南画报经营理念探析》。她首先阐明了选择岭南画报作为研究对象的缘起,随后从创作审美、启蒙实践和经营策略三个维度探讨岭南画报在商业运营和思想启蒙中如何保持平衡,从而长久运转的内在肌理,辨析了以《时事画报》为代表的岭南画报与上海画报的异同。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助理教授刘昊分享的题目是《清人日记所见书籍出版的过程细节与社会网络》。他以《陆清献公日记》刊刻者柳树芳的51册日记为史料,结合刊本实物相互参照,从多个维度重新审视日记刊刻的历程,指出在实际的出版流程中,刊刻时间可能是动态且多层次的,并非静止的时间点。对今人重新认识书籍出版刊刻的细节以及其背后的社会网络深有启发。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彭志以《启智、胎动与重生:民国妇女画报的媒介空间与性别秩序》为题,讨论五四运动以后以表现新女性为主的上海画报,如《解放画报》《玲珑》等在推动女性意识觉醒、构建社会性别新秩序方面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从画报文献入手,围绕其中图像展开剖析,探讨民国女性启蒙的生动历程。

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杨义成老师担任本场点评,他从自身的学术背景和编辑经验出发,谈到各位参与学人的论文优点和特别之处。他认为,有的重视中西区域间的文化交流,有的注重日记、画报等文献中的细节,带来了对这些出版行为和出版物价值的重新审视。文章中涉及到考证的工作扎实而细致,如出版流程中的印刷、刻工、书坊经营等。他希望论文作者在文章写作中注意要对选取案例的代表性做出必要的解释,使文章更有说服力,并在理论分析层面加以挖掘,提升论文的亮点。

综合讨论环节由分论坛联合召集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黄一玫主持,多位与会青年学者围绕“故纸新生”的主题和参会感想展开了交流讨论。最后,由本次分论坛召集人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副主任金强副教授会议总结。金教授对14篇发表论文进行了研究主题方面的横纵向梳理,从历史阶段维度、出版领域维度以及具体人物作用维度对论文中呈现出的亮点给了肯定,并对具体论文在研究中有可能进行的开拓进行了思考。结合跨文化传播理论和传统优秀文化传播案例,金教授对在人工智能时代青年学人在传承与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出版业所承载的使命与担当方面也表达了新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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