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论坛2019暨“文明融合、生活变迁与传播”学术研讨会，在雄安新区隆重举行。第四场干货合集来了！
陈卫星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陈卫星教授此次发言题目是《信息文明的技术变量与时空形塑》，主要讨论信息文明的积累主要源于信息传播技术对时空范畴的功能性改造和工具性赋形，从而形成现代性的体验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把社会化和信息化相结合，展开新颖的组织形式和时空结构。
廖圣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主任、教授
1998年以来，新闻学由二级学科上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本研究试图探究：近2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状况如何，尤其在理论建构方面的情况如何？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提供实证资料和理论思考。
本研究以9份CSSCI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记者》、《编辑学报》、《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和《科技与出版》）的40398篇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挖掘技术进行主题建模分析，发现可以明显分为两类：新闻传播类、编辑出版类。本研究进而以期刊和年份分层，随机抽取了其中3000篇研究论文进行内容分析，深入考察其基本概况、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研究对象和理论使用情况。发现：（1）1998至2012年，文章数理逐年上升，2013至2017年，数量有所回落；而且，作者主要来自东部地区和高校。（2）90%的论文没有运用明显的研究方法，采用了研究方法的论文主要是内容分析法和调查法。（3）90%以上的论文不包含理论，含有理论的270篇论文提及最多的是议程设置理论，但大多数论文对理论仅做引用或简单应用；理论改进、理论检验等深层使用理论的文章占比极低。（4）东中西三个地区论文在数量上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但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另外，三个地区在研究方法、理论使用上并没有显著差异；相对于编辑出版类期刊论文，新闻传播类期刊论文包含研究方法、理论的比例明显更高，但在理论使用上没有显著差异。
李春雷广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广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春雷教授进行了题为《问题转向与心理逻辑:新媒体时代的媒介文化》的演讲。李春雷教授首先点明了利益诉求机制的失效是社会结构性的缺失，而社会传播系统中一直存在着两对结构性矛盾，即公众的情感诉求和信息表达机制的矛盾以及公众的信息期望与信息提供机制的矛盾。李春雷教授列举了一系列社会公共事件，并结合他十余年带领团队进行的田野调查后发现，社会公共性事件和突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参与的人数呈几何数地在增长。随后，李春雷教授指出，在“总体性社会”向更加开放、多元、流动性的转换下，一以贯之的两对矛盾、“结构性参与”等因素也在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传播系统关注问题方式和维度的转换，包括传播的价值给与和对文化全面构建的问题的“跳转”。
紧接着，李春雷教授对媒介文化背后的心理逻辑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在诸多事件甚或舆情内容生产的背后，都有着强大的情感系统，这才应该是传播学关注的落脚点之一。对于媒介文化发展的进路，李春雷教授认为，媒介文化不仅是媒介技术发展的必须，更是社会治理、社会建构等的结构性因素。而在媒介文化视阈下的传播学研究不是批判、苛责，而是以未来的视角检省现在传播学系统研究所出现的问题。在演讲最后，李春雷教授也指出，学术研究是要有反省精神的，要和研究对象保持适当距离，浮躁是学术研究的忌讳。
刘国强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刘国强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反技术的政治:转基因议题中的民族主义话语研究》。他认为转基因议题体现了强渗透性的政治话语框架，同时也是其它各种反技术动机借用政治话语资源的自我合理化过程。民族主义话语只是技术与公众关系紧张的一种表征，公众理解科学成为科学技术决策和应用的难题。
在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下，需要在技术统治与民主参与、理性认知与价值观念的张力关系中寻求新的平衡点。
杨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杨魁教授在本次传播学论坛中发言，发言题目是《当代传媒哲学主体间性关系中的媒介观及启示》。杨教授从哲学角度入手，认为传播理论需要哲学的引领。杨教授引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句生动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底蕴，新闻学不仅是应用学科，也是在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支撑下形成了理论框架，与哲学密切相关。
当下媒介技术革命凸显了传播危机和理论困境，我们面临的传播危机既包括现实危机，也包括理论危机。现实危机的表现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传播失序，人们对大众媒体的信任度由于社交媒体的兴起而降低；二是传播伦理价值失范，“后真相时代”到来，事实被立场观点所取代；三是文明秩序面临颠覆和挑战，文明冲突加剧，传播体系内部混乱。理论危机体现在，传统传播理论无法在现在的传播环境下发挥正常的功能，需要拓展新的理论；现有的传播学理论是基于社会科学范式的、功能主义的，缺乏哲学的终极关怀。
杨教授总结了传媒哲学的发展路径，传媒哲学由古代西方的宇宙本体论，到大众传播时代的认识本体论，七八十年代后现代思潮之后转化为关系本体论。传媒哲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即为，现有的传播学理论框架是在批判及实证范式下的社会科学框架，我们需要开拓哲学层面的更深研究、构建更扎实的传媒哲学基础。
杜友君上海体育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上海体育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院长、教授杜友君老师在本次传播学论坛上发言，发言题目是《互联网体育媒体科技化定制服务的理解与反思》。杜老师从河大走出又重回母校，带来的议题有关于体育传播。
杜老师认为，体育传播和健康传播是传播学领域较少关注的，他生动的从几个事例入手进行传播分析，比如企鹅体育定制了马拉松比赛的媒体产品，从NBA事件中看体育在政治风波中的作用。杜老师更多地向大家介绍了现在新兴的体育媒体产品服务，比如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体育直播可以在十几秒内生成镜头集锦，令人大开眼界。
杜老师认为，定制化的体育媒体产品带来了新的传播课题，传媒经济学和体育传播学双视角下，如何让体育媒体版权焕发更多的生命力，如何增强受众体验、通过媒介技术更好地获取受众反馈、更好满足受众的需求，这些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与此同时，互联网体育媒体科技化定制服务也需要反思，各种定制化产品出现后，从媒介议程设置角度来看，碎片化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难以有效对应；产品的泛人工智能化导致媒体品牌有名无实；以及媒体恶性竞争环境下，传媒经济影响力构建以及体育受众培养等问题仍然值得深入探究。
闻学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教授
闻学教授以《京味题材电视剧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题，立足“北京老字号”品牌视角选取三部京味电视剧：《大宅门》、《天下第一楼》、《芝麻胡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丹·舒尔茨品牌理论分析电视剧对北京“老字号”行为识别、视觉识别和理念识别等符号呈现，探究其承载的老北京城市形象符号和文化价值内核。
采用媒介情境论分析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人物设定、情节设置、地理空间等，总结了剧中“老字号”品牌的内核精神。并且，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结合社交媒体的剧评数据进行内容分析，探究受众对三部京味题材电视剧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以及将京味电视剧与海派、国外电视剧进行比较。从而为国产电视剧提供内容素材、叙事方式、传播路径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参考，从而利用视觉影像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内外传播的影响力。
文字/ 邵玉潇，刘博清，任怡燃，杨可
图片/ 刘晓瑶
排版/ 周瑶 杨可 姚双兰
审核/ 金强
